日前，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从伦勃朗到莫奈：欧洲绘画500年”大展的系列导览直播，首日直播在线流量数据已经超过三十万。“这么精彩的展览如果没有让更多观众看到，是一种遗憾。”广东省博物馆馆长助理、教育推广部主任王芳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有义务有能力向更多看不到展览的观众进行展览作品的解读，这也是一种普及性的美术公共教育。
近些年来，公众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作为文化机构与公众之间桥梁的公共教育服务的价值亦随之凸显，不少民间教育、社会机构亦在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东多家文化机构推出系列网上直播活动，成为一股新的文化公共教育的热潮。有专家预测，包括美术在内的文化公共教育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壹
艺术家是主角，公众更是主角
2016年，首届全国美术馆公共教育年会的举办是全国美术馆系统对于相关工作重视的标志之一。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副主任杨应时在首届年会上的发言认为，美术馆公共教育近年来在我国“火”起来，得益于政府部门的重视与扶持，是美术馆专业化建设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所致。
文化机构内部对于公共教育认识的发展不仅仅来自评奖。广东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刘端玲认为，美术馆的本质是公共文化机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服务公众，以前大家可能会认为艺术家是主角，而今天已经开始转变为公众也是主角。王芳表示，当下文化机构的公共教育越来越强调和观众的平等对话。“如何放低自己的身段，如何准备主题，让更多人参与进来，都是未来博物馆要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公共教育的工作方法和思路折射出文化机构和公众关系的变化。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宣传公教部副主任骆思颖认为，以往的公共教育，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宣教方式，默认观众都是被动接受的群体，忽略他们原来的知识储备和情感态度，“这种工作方式已经显示出严重的不适应性，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美术馆会把公共教育改名成公共项目，因为后者更能体现出其内容和方式的开放性、平等性和互动性。
贰
对观众的特点要有清晰了解
对观众的情况不清晰，甚至一无所知，是文化机构开展公共教育的最大困境。了解自己的观众是美术馆公共教育的开始。刘端玲坦言，进入公教部后，自己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美术馆在面对什么样的观众，他们需求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习惯。他们把观众分为潜在公众、普通公众和忠实公众，针对他们的特点，组织相对应的活动。
在全国美术馆公共教育年会上，刘端玲发现不少同行都在为一个问题发愁：领导让我们做讲座总觉得人不够多。在早年的工作中，刘端玲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同事们把某个讲座安排好了，最后才让教育部做宣传，找人参与。“很多时候都对公众考虑不够，比如说把讲座安排在周六早上，如果主讲人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大咖，大家在周六早上宁可选择睡懒觉。”
但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有人会觉得活动参与的人数越多就越成功，人越少就越不成功，其实不是的。”刘端玲在和同行们探讨的时候分享了自己的看法：衡量一个教育活动是不是成功，在于活动的价值有没有传达到有效的观众群体中，“如果一个活动来的人，甚至‘抓来’的人很多，可是相当一部分只是在现场玩手机或打瞌睡，那么这场活动也是低效的。”
叁
和观众互动就是一种教育
2008年，刘端玲被调任公共教育部。在这之前，她在广东美术馆负责国际展览项目。老馆长知道她的任职岗位后，对她说：“可惜了。”多年之后，刘端玲向羊城晚报记者回忆起这个开始从事美术馆公共教育的细节，她说，那个年代的不少美术馆人可能觉得，公共教育部不重要，因为当时最重要、最急迫的事情是做展览。
展览做出来了，如何吸引观众、引导观众看展？这就是公共教育的工作。广州三年展曾有一个学术性相当强的当代艺术展览，刘端玲还记得，当时美术馆组织了一批观众到场。面对当代艺术，其中一些人直言完全看不懂，还有人说展厅里展的就是“垃圾”。
然而，美术馆认为所有观众的声音都应该被鼓励。在展览问卷上，他们让观众提问。所收集到的问题，请相应的策展人、艺术家来回答，刊登在当时每周五的《羊城晚报》上。让刘端玲印象最深的是，有的时候同一个问题，会让不同的专家来回答，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大相径庭，“观众在这一问一答中会发现，当代艺术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看得懂和看不懂，只能说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当代艺术可能不是好看和不好看的问题，它可能更多是跟当下与未来的关系。大家开始慢慢去接受这个东西。”
肆
与民间机构合作提供更好的服务
过去，公共教育理所当然地依附于展览，而这种情况在近年发生变化。以观众为先的理念自公共教育部门向展览部门延伸。刘端玲曾在法国蓬皮杜、美国MOMA等著名海外机构访问，与这些机构员工一起工作。这些美术馆常委托专业调查研究机构，对他们的观众进行评估分析，并根据公众的期待，对展览计划进行调整。
“MOMA是私立美术馆，他的展览需要产生经济效益，这可能也是他们做观众调查的动力之一。”刘端玲表示，公立美术馆可能没有这个方面的压力，但日前，广东美术馆亦开始与北京师范大学一所博物馆教育研究中心合作，对广州观众进行评估和调研。
与公立机构相比，社会教育机构更精准地嗅到了公共教育的市场。近年来，越来越多民间机构介入美术馆、博物馆的公共教育，收费不菲。在谈及举办欧洲绘画特展线上导览的策划由来时，王芳直言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机构市场行为的倒逼：“现在不少社会机构，收费举办线上导览活动，每个人可能收费四五百块钱，作为公益机构，我们自己来解读，会更有效。”
骆思颖则认为，民间教育和社会机构与美术馆的合作，目前看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民间和社会的机构往往为美术馆带来积极的影响，他们可能更灵活、更敏锐地捕捉到公众的需求，在某些项目上，可提供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作为美术馆方应该克服原有的惯性思维，从社会上吸取、辨别出适合馆方开展的项目，有选择性地合作，这样才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