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崔勇看来，“南海I号”考古项目问鼎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更像一个迟到的答案，来得平静而自然。从发现古船到问鼎大奖，“南海I号”考古项目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工作从零起步、迈入世界一流行列的全过程。“南海I号发掘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历程，是可以写入整个人类水下考古教科书的典型案例。”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这样评价“南海I号”的重大价值。
在30多年的漫长等待中，作为考古领队，崔勇和考古队员、文保工作者一样，已经历太多煎熬、纠结和心跳。古船打捞之难，犹如从海底捞一篮子鸡蛋；发掘满载的瓷器、金银器等文物，同时要“拼接”遥远宋代的生活图景……“南海I号对中国水下考古的开创性意义，或可与殷墟对于中国陆地考古的开创性意义相媲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评价道。
与18万件文物一同浮出水面的，既有海量的古人生活细节，也有更多的谜团等待研究者破解。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崔勇说：“我这一代考古人可能很难见证‘南海I号’考古项目完成，这需要未来几代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继续接力。”
◆谈获奖◆
“南海I号”船底未受损
验证“整体打捞”方案成功
南方日报：“南海I号”在2007年就已经完成整体打捞，为何今年才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崔勇：对于“南海I号”申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呼声一直很高，但真正获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等待期。2007年，我们使用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整体打捞方案，将南宋古船罩入一个巨大钢沉箱，然后从海底将整艘船打捞上来，运到岸边的博物馆内保存。尽管当时有人认为“南海I号”就有资格申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当时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打捞古船，真正对古船的考古发掘还没有展开。
2011年，我们对古船开始试发掘。经过三年多发掘方案的反复论证，2014年才正式展开发掘。直到2019年，我们在“南海I号”船舱内考古发掘进行到底部，黝黑的船底板裸露出来，考古人员能够证实，古船底部是完整套在沉箱里的，没有因为穿底梁受到损坏。所以，到2019年我们才能说，“南海I号”使用的整体打捞从方案到技术到实施，是完全成功的。
南方日报：好像从没有一个考古项目要经历如此漫长的等待？
崔勇：“南海I号”从发现、发掘到获奖经历了33年。发现这条船时，中国还没有水下考古。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有了“南海I号”，才有了中国的水下考古。
前20年，我们一直在等待，一直在解决能不能打捞、怎么打捞的问题。等待中的我们没有停滞，广东水下考古队员参加了绥中三道岗、西沙古沉船、香港竹篙湾等考古项目，慢慢培养起了自己的队伍。
1989年，我们第一次对“南海I号”进行考古调查，花了27万元，当时觉得是“天文数字”。当时也曾一度想过与日本方面合作共同发掘这艘船，最后日本方面没有筹集到经费，就一直搁置、等待了20多年。
这20年，“南海I号”等到了我国水下考古成熟壮大的最好时机。国家的经济实力突飞猛进，可以投入大笔经费、顶尖的技术和人才共同攻克诸多难题。所以，整个等待是非常值得的。
◆谈开创性◆
难如海底“捞鸡蛋”
全新方案申请多个专利
南方日报：“南海I号”为什么要使用前所未有的方案？
崔勇：2001—2004年，我们对“南海I号”进行了8次的调查，发现这艘船保存得很好。“南海I号”沉没在30米深海底的淤泥里，能见度很低、水流湍急，在原址发掘保护古船以及提取船上文物信息的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决定采用全世界史无前例的整体打捞方案。放眼全世界，“南海I号”的整体打捞和考古方案是全世界唯一的，只有它是整体从海底打捞出水的，而不是在海底分解发掘后再拼接。如今，“南海I号”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向国际宣传的一个典型案例。
南方日报：整体打捞方案被国外专家认为是“不可能”的项目，如何在“南海I号”上变成了现实？
崔勇：“南海I号”整体打捞前无古人，充满冒险、挑战。天时、地利、人和确保了“南海I号”整体打捞的成功。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在2004年12月奠基，事后才发现当时建博物馆是要冒巨大风险的，如果船捞不起来，博物馆就成了摆设。如果船捞起来没有博物馆，也会散。
整体打捞古船的设想是广东省考古研究所专家们提出的，但是要完成这样的设想，光靠考古界的力量不行。我们去找了广州救捞局专家，总工程师吴建成提出用最为成熟的沉箱技术，但救捞局也没有打捞过800年古船，他们当时有了一个形象比喻，打捞“南海I号”，好比要把一篮子鸡蛋，从海底打捞上来那样难。
打捞“南海I号”的钢沉箱，是广州救捞局副局长张永强亲自设计的。第一根底梁成功穿过“南海I号”沉井底部后，遇到了新难题。工程人员使用了高压水管，整整用了13天突破了这一技术难关，这一“顶推装置”还申请了专利。针对“南海I号”整体打捞，广州救捞局团队专门进行技术攻关，申请了几个专利。
◆谈发掘保护◆
最大价值在
“凝固的宋朝生活”
南方日报：考古团队对“南海I号”采用了哪些开创性的考古方法？
崔勇：因为采用整体打捞方案，古船移到陆地上的博物馆后再进行考古发掘，使得“南海I号”的发掘工作融合陆地考古与水下考古的双重特色。考古队得以将聚落考古等陆地考古经验运用到对“南海I号”的发掘之中。
我们将“南海I号”看作一个巨大的“时间胶囊”，其最大价值不只在于满载的瓷器、金银器文物，更在于800年古沉船所封存的“凝固的宋朝生活”。为了破解这个“时间胶囊”，考古队借鉴了“聚落考古学”——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切入考古挖掘，挖掘的重点不仅仅是文物，更是要通过对一个相应范围遗址的整体性系统发掘，破解古人吃穿住用、生老病死的综合性信息，把古人的生活重新拼接起来。
这艘沉船在海底封存了800多年，有很多未知因素，保护难题之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首先，木质船体保护是一大难题，瓷器出水后的保护也需要一套方案，船上出水的金、银、铜、铁、锡器，还有植物、动物遗存，包括水银、朱砂、漆木器等，都需要有不同的保护方法。我们所能想象的古代人类生活的所有元素，都集中在一条船上，考古队员甚至发现了古人食用的咸鸭蛋，这些器物的发现突破了我们的想象，带给我们惊喜，也给我们提出了层出不穷的难题。
如何能最大限度地提取古人生活信息，是“南海I号”考古项目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建立了一套先进的测绘系统，运用了对船舱的激光三维扫描、全站仪、多视角三维摄影测量的全新的测绘手段，最大限度提取古船上古人生活的蛛丝马迹，最精确的可达到0.6毫米的清晰度。通过数字技术，整个古船的发掘过程能够实现“可逆”，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南海I号”考古发掘是一个涉及了工程、测绘、发掘、保护等方面的系统性大工程。从整体打捞到异地保护，再到博物馆内边展示边保护边发掘的公众考古的模式，“南海I号”一路走来，都是开创性的。放眼世界水下考古，“南海I号”是唯一的。
南方日报：“南海I号”考古有没有留下一些遗憾？
崔勇：“南海I号”考古团队集合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国内水下考古顶尖专家的力量。对于古船出水文物的保护，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专家团队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共同攻克难题。整个发掘过程，我们是不断遇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南海I号”考古项目是涉及了考古、文物保护、工程、测绘等多方合力的综合项目。此外，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多方专家团队都加入到与“南海I号”有关的课题研究中，使得它成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性考古工程。
虽然“南海I号”文物发掘已经完成，但是古船本身的保护工作才刚刚开始。如今，围绕“南海I号”仍有大量“未解之谜”有待研究者破解，例如船上发现的人体骨骸有何来历？船上发现的数件宋代天平和杆秤能破解出怎样的信息？古船为何沉没？这一系列谜团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破解。更重要的是，大量古人生活细节随着考古发掘重新浮出水面，我们能破解出怎样的古代远洋生活图景？考证出南宋人贸易以及生活的哪些未知信息？这些后续的研究和考证，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我这一代考古人可能很难见证“南海I号”考古项目完成，这需要未来几代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继续接力。这艘南宋古船在海底浸泡了800年之久，其木质船身的脆弱和保护之难超乎想象，船体保护也需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重重难题还等着考古队员和文保工作者去应对。但我相信，这艘800年古船连同它满载的古代生活信息，未来必将完整展现于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