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外贸特区”——十三行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个人,其中有六名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坤、伍秉鉴和宋子文。相对其他五个,伍秉鉴是惟一一个凭借商业贸易成为世界首富的中国人。
伍秉鉴是谁?一个富可敌国的广州十三行行商首领。十三行指的是广州的洋货行,简称“洋行”,俗称“十三行”。广东行商与两淮盐商、山西晋商并列为清代历史上的三大商业群体。据说,道光二年(1822 年)十三行处所发生一场大火,大火中熔化的银水满街流淌,竟流出了一二里地。正如清朝乐钧《岭南乐府•十三行》中所言:“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废除禁海令,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允许与外界通商。但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无力接待外来商船。于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粤海关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贸易业务,后来行商家数变动不定,少则四家,多时二十多家,但 “十三行”始终是成为这个商人团队约定俗成的称谓。广东十三行是经清政府特许设立的对外贸易组织,带有官商的性质,是一种封建性的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一方面垄断对外贸易,所有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亦由其代购,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同时,他们又受清政府委托行使一定的外交权,负责向外商征收进口货税,并代政府经办一切同外商的交涉事宜,如代为传达政令,送交外交公文,转递外商的意见、禀帖等。可以说,“十三行”是清王朝的“外贸特区”。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关仅留广东一处,“十三行”更是达到鼎盛时期,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甚至世界贸易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大量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从广州运往世界各地。此后的100年间,广东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明清诗人屈大均《广州竹枝词》形容:“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不过,行商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并不能自己独占,必须拿出相当部分以报效或捐输的形式献给朝廷及满足地方官员的欲壑,而行商之间的互保制度也使不少行商倾家荡产,荣枯无常。伍秉鉴就曾多次提出退行而不不被允许,十三行之同文行行商潘正亨甚至决绝地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

十三行中以四大巨富:潘启官、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创办的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然而,身逢乱世,即使福贵如伍秉鉴也不过是覆巢之下的危卵,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74岁的一代巨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中忧伤离世。岭南名士谭莹给伍秉鉴撰写的墓碑文中写道:“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

咸丰六年(1856 年),金山银海的十三行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中付之一炬。“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刘禹锡《乌衣巷》)如今,十三行街是广州街头一条寂寞的破败小巷,往日富贵无处可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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