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里寻“古”千百度,杨宝霖的“争”与“舍”
  2019年盛夏时节,一如平常的莞城图书馆里,却有股别样的情愫在涌动,“东莞氏族源流”专题系列讲座上,主讲嘉宾杨宝霖却将主题换成了“告别诸君”,让现场观众顿生难舍之情。自此,退休后风雨无阻23年奉献在文史讲坛上的杨宝霖,以这种仪式告别了讲坛。

  老莞城附近的人,时常会看到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杨宝霖老师,手提资料,步履匆匆。一位退休的长者,23年,410场讲座,背后的付出及数量之多令人感喟。然而,对于他这位名实相孚的文史学家而言,这仅是冰山一角。

  杨宝霖被许多老东莞昵称为“东莞文史泰斗”、“东莞一宝”,他的“宝”不仅是自身满腹经纶、著述等身、桃李满园,还在于他那“争”与“舍”的可贵品格,他敢于“争”属于东莞的文化瑰宝,勇于“争”属于东莞的精神财富;而他的“舍”,在于“浇灌桃李、不图回报”,在于“躬耕文史、不问收获”。

  寻访、考证东莞古籍,

  百转千回

  杨宝霖讲东莞文史

  视频提供莞城图书馆

  20世纪60年代,在东莞图书馆的古籍区域,人们经常看到一个年青的身影,那么神情专注,心无旁骛,在书堆里一呆就是一整天,他就是杨宝霖,在教学工作之余,他最大的嗜好就是钻进书海里。此时,他正在研读一本《东莞县志》,发现书中提到明初以前的史事,多引自《琴轩集》。而他将家传的《聚德堂丛书》《琴轩集》翻遍了,也找不出原文,大惑不解。经多方考证、比对,才知陈伯陶著《东莞县志》时,所引的《琴轩集》是康熙六十年的万卷堂刻本,而不是家传的《聚德堂丛书》。陈伯陶是在香港九龙隐居时编写《东莞县志》,以此推断,万卷堂刻本《琴轩集》必定藏于香港,于是杨宝霖求书之念自此而起,求之不得,寤寐思之。

  为寻访万卷堂《琴轩集》下落,杨宝霖几乎搜尽相关文献,试图从中找到有关这本书的线索,但所得甚微,以为今生将与之无缘了。直到1988年,杨宝霖又读到邓又同所著《香港学海书楼藏书目录》,发现这套康熙六十年的孤本赫然记录在册,不觉狂喜。又查,得知学海书楼藏书已经移交给香港大会堂图书馆。而这时,中港早已关卡重重,杨宝霖唯有望洋兴叹,叹自己一介寒儒,如何能长住香港,将其全部抄录而返呢?从此杨宝霖不断托亲友前往香港大会堂图书馆复印、抄录,然而十年过去,也只得到十几张复印的书页。

  杨宝霖心心念念于此书,多年后,得知自己一位学生平时住在香港,为听他的课每半月一次往返于莞港,杨宝霖惊喜不已,托他带信当面交给香港一位友人,请他帮手前往大会堂复印《琴轩集》。并叮嘱学生,自己寻找的这套书是康熙六十年的孤本,全世界就这最后一套了,而他现在正着手写一本有关东莞历史文化发展的书,非常需要这套书里的资料。学生看出老师之心切与虔诚,暗暗下决心要帮老师完成这个心愿。

  2000年初夏,当杨宝霖的学生带着全套复印的万卷堂《琴轩集》,来到他的“自力斋”藏书室,慎重地把复印本《琴轩集》交给老师时,杨宝霖惊喜过望,热泪盈眶,他长叹一声:“真系老宝啊,我想了它几十年啊!”接过书后,杨老师不敢马上翻开细看,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好,转身入书房取出一本自己的著作《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在扉页上题道:“他年邺架翻缃缥,多少芸编认指痕。”已年近古稀的杨宝霖这才笑逐颜开,津津乐道地讲起《琴轩集》始末,讲述这本书和数名东莞儒子的故事。

  无独有偶,杨宝霖在收集、考证木鱼书时也是百转千回。木鱼书《花笺记》《二荷花史》,这一研究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公认为是广东木鱼书的佼佼者,此两书本系东莞先贤所著,但由于保存不善,不知所踪。东莞后学为寻找它的踪迹,几经周折,求亲托友,远涉重洋,方有所获。为了考证这两本原著系莞人所作,杨宝霖遍阅相关资料,从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和柳存仁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得知,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英国博物院藏有此两书的刻本,经牛津大学汉学家科大伟教授和他来自香港的博士生程宝美的热心帮助,专程飞往巴黎搜寻,终于得到了早期刻本的微缩胶卷。经杨宝霖多方考证和潜心研究,认定此书早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前就已在东莞流传,从评述者称之为“古人”的口气中断定其成书于明代,又从书中大量使用东莞方言推知作者为东莞人,而《二荷花史》作者俗传为东莞白市(今属东莞望牛墩镇)的麦琏则无证据,而乾隆年间的刻本,今存英国。

  考证‘中国引种

  番薯第一人’,踏访墓地

  追源溯流——杨宝霖东莞氏族源流讲座

  视频提供莞城图书馆

  东莞虎门,鳞次栉比的高楼与车水马龙间,位于小捷山的陈氏家族墓地静静地躺卧着,墓地前面一片绿茵茵的番薯地,生机盎然,品种繁多,与周围的繁华很不相称,然而这就是我国种植番薯最早的地方,墓地主人之一的陈益则是我国引进番薯第一人。陈益家族墓作为我国第一块番薯地的古代农业遗址,于2019年4月被评选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而翔实地论证“虎门陈益系中国引进番薯的第一人、虎门为中国种植番薯最早之地”的就是杨宝霖。

  20世纪70年代以前,文史学界采用的引进番薯第一人论断有多个版本,有福建长乐人陈振龙版、云南引进红薯版等。1973年,杨宝霖老师还在东莞中学当语文老师,教学之余,他喜欢致力于地方文献研究。当时他在民国编的《东莞县志》里发现,有一段文字引用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其中有文字记载,明万历十年(1582年)虎门人陈益从安南(今越南)引进番薯,当时杨宝霖看到有关文献记载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番薯,而《凤冈陈氏族谱》的记载虎门人陈益引进番薯比福建人陈振龙早了11年。我国引进番薯发生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这是学界一致认可的观点。那么到底谁是引进番薯第一人?这引起了热爱文史研究工作的杨宝霖老师浓厚的兴趣。

  做事严谨的杨宝霖,随即找来完整的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经过细致查阅,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记录陈益从安南历险带回番薯试种的经过。先种于家中的花坞,成功后在祖父陈志敬墓右置地三十五亩招佃植薯。从此播种天南,人无阻饥。并记载了陈益死后,葬在小捷山上的祖父陈志敬墓旁。杨宝霖知道虎门有一个小捷滘村,他认为小捷山就在虎门小捷滘,于是又来到虎门寻找。

  当时虎门小捷山荒野一片,荆棘遍地,根本看不到哪里有坟墓。加上天气炎热,杨宝霖和帮助引路的友人一起,找得汗流浃背,也不罢休,又用带来的柴刀,砍开满山的荆棘,终于找到坟墓。可山上坟墓不少,年月久了,碑文又模糊不清,有的连碑也没有,一群人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有墓碑的坟墓。杨宝霖一看墓碑很高兴,蹲在地上反复端详,认定就是他要找的陈志敬坟墓,心里暗喜。不久,还两上小捷,一拓陈志敬墓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香山黄佐所撰的墓表。二是拍摄陈墓地形地貌照片。

  回来后,杨宝霖又多方求证,反复查阅资料,终于写成了论文《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刊载于《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文章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考古资料,论证了虎门陈益引进番薯是明万历十年(1580年),比此前有关文献记载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番薯还早了11年。该学术论文的发表,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杨宝霖老师的研究成果被业界普遍认可,也为东莞挖掘出了非常宝贵的文史财富。

  争袁崇焕祖籍乡贯,

  与金庸“江湖”论剑

  目睹威严耸立于石碣袁崇焕纪念园里的袁崇焕雕像,你会毫无疑问地认为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祖籍就是东莞,但数十年前,此事也经过杨宝霖与各方斗智斗勇和唇枪舌剑,才获得一致的公认。20世纪80年代,杨宝霖听到些许风声后,寝食不安,该事情的起因源于金庸先生小说《碧血剑》所附《袁崇焕评传》中部分内容,杨宝霖看到后,觉得事关重大,况且金庸是大名人,作品受众之广,担心以讹传讹。

  为了考证袁崇焕的出生地是东莞,他一次次地跑北京查阅典籍、查证据,又单枪匹马赴广西,舌战群儒,以周密的考证,无可辩驳的事实,应对广西有备而来的文史工作者,令与会者口服心服。

  杨宝霖花了数年心血,撰写了《袁崇焕杂考》(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第一期),其中第二节《袁崇焕祖籍、乡贯考》对袁崇焕的祖籍、乡贯的翔实考证。除充分根据史料阐述论证外,还列举出“甲、乙、丙、丁、戊”五条,分别从“袁崇焕自己说是东莞人;袁崇焕的同僚、下属、好友认为袁崇焕是东莞人;袁崇焕部下多为东莞人;袁崇焕与东莞人的亲密关系;东莞的袁崇焕遗迹。”等诸多方面翔实论证袁崇焕祖籍为东莞人。

  文章洋洋万言,除论证袁崇焕祖籍、乡贯,对其他与史实不相符的细节也给予列举并辨释。以致金庸也不得不佩服,当金庸接到杨宝霖的投稿时,立即把他的文章放在1985年第一期《明报月刊》的头条位置,并按语回应说:“杨宝霖先生的考据信而有征,博学鸿儒,非浅涉史籍之小说作者所及。上述意见,将在《碧血剑》下次修订时加入。对杨先生的指教十分感谢。”两位可爱的大家,这场“江湖”论剑,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在文史界驰骋古今的杨宝霖,生活中却憨态可掬,除了文史典籍,什么都可以忘、可以舍。家人说他业余时间都泡在古书籍里,埋头钻研,工资收入大部分都用来买书,因此不免挨妻、母嗔怪。他也不恼,还赋诗自嘲:

  搜遗辑轶几经年,矮屋蓬窗作郑笺。

  属稿岂因贫病辍,买书常被母妻嫌。

  翻残典籍三更雨,负尽莺花二月天。

  尺帙摩挲聊自慰,穷经应愧昔人贤。

  自嘲一番,仍痴心不改。退休后,杨宝霖更是心无旁骛,因购书过量,无所藏放,便赠与图书馆,再买,再赠。他赠与莞城图书馆的各种典籍、图书就达两万多册,后来莞城图书馆将这些珍贵的典籍设立了“自力斋”藏书区。

  如今,因身体及时间原因,不得不“告别诸君”的杨宝霖,并没有停歇下来,耄耋之年的他,仍潜沉于黄卷青灯,夜以继日,甚至靠吸着氧气工作,想完成未遂的夙愿,将手头几部“半成品”编撰完成。家人心生疼惜,却也无法阻止。

  这些令他如痴如醉的“半成品”:《东莞古籍经见录》《东莞氏族源流》《东莞历代诗词续编》《全芳备祖详校》,谈及这些老宝,杨宝霖眼里发光,他说,收集、整理、考证这些书稿,有的花了数年,有的数十年,尤其是《全芳备祖详校》,这是宋代植物类书,是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是未开发的“宝山”。如果我没完成,就会终负有愧于前贤,无助于后俊之憾。







  杨宝霖一生倾心教育、倾情文史,已然硕果累累、著述等身,即便如此,但谈起做学问,谈起其他大家时,他淡然道:“他们是大海,而我,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
编辑:林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