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鹰:戏剧扩展了我的生命感受


9月下旬,我在国家话剧院观看国家一级导演、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的作品《离去》时,几度落泪,很受震撼,这部话剧让我对人生的终极问题,生老病死等宏大生命话题,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王晓鹰导演的话剧总是能给人带来深刻的感官和思想冲击,他的作品《萨勒姆的女巫》、《哥本哈根》、《伏生》、《赵氏孤儿》、《失明的城市》等,皆给我们带来了美妙的艺术体验。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导演才能编排出如此吸引人作品呢?9月27日上午,带着我心中的好奇,与王晓鹰展开了两个小时的对话,这次对话带给我一场非常美妙的精神之旅,也让我走进了他的艺术人生。(文/郭慕清)

人物介绍



王晓鹰,安徽合肥人,生于北京,国家话剧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导演,文学(艺术)博士。他的代表导演作品:《伏生》、《离去》、《简爱》、《哥本哈根》、《萨勒姆的女巫》、《尝试灼伤》、《霸王歌行》、《荒原与人》、《失明的城市》、《1977》等。

是《雷雨》让我走进了戏剧

郭慕清:我看资料,1977年刚恢复高考时,你曾经收到了一所高校机械专业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与您以后的艺术道路完全不同的选择,请问,这是您当时自己的主动选择的呢?还是服从调剂的呢?

王晓鹰:是这样的。前几年,我在上海排过一个戏,叫《1977》,讲的就是恢复高考后的一些事情。恢复高考,对于国家来说,它开辟了一个培养和发现人才的渠道,对年轻一代来说,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和可能性,至少文革十年没有嘛!恢复高考后,人们有了抉择,能通过努力去改变命运,掌控命运。《1977》这部戏的创作跟我自己的感受有关。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郭慕清:能给我们简单说说您当时的情况吗?

王晓鹰:1977年,高考恢复前,我已经在安徽池州文工团当演员了。当时,我报考的是理工科,我成绩很好,过录取分数线很多分,安徽工学院录取通知书就来了,但是录取专业是机械专业。这个专业不是我报的,我当时报考的是自动化控制、无线电之类的。因为我填了服从调剂,所以,被调剂了安徽工学院机械系。

郭慕清:您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王晓鹰: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刹时,我突然意识,我的人生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了一个岔路口。在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一直都非常投入地在做我的演员工作,尽管那时,对我来说戏剧还很难说是一个事业,但是我却十分沉迷。突然,我收到一个录取通知书,让我去读机械专业,读工科,让我跟戏剧分开,忽然一下子,我的人生该何去何从,该如何抉择就变得艰难起来。

郭慕清:一边是一个已经有的读大学机会,一边是自己热爱的戏剧艺术,这确实是很艰难的选择,这一定很煎熬吧?

王晓鹰:是的。我觉得自己真的很难去做这个选择,挣扎了十多天。说实在的,如果让我去读自动化,或者是无线电之类,我可能就去读了,因为那是我喜欢的,我从小就自己装收音机,我自己设计、组装的万用电表现在都还能用,但是让我去读机械,我却完全没有兴趣。当时我对戏剧,对艺术如此痴迷,如此热爱,却是如此难以割舍,这种艰难的选择令我感觉非常煎熬。

郭慕清:那是什么力量让您最终选择戏剧了呢?

王晓鹰: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应该努力去做好自己的感兴趣的事情,而我的兴趣在戏剧上,加上当时正在排练话剧《雷雨》,我演周冲,每天都沉浸在艺术的氛围中,沉浸在创作的巨大快乐之中,非常沉迷。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雷雨》让一步一步走进戏剧世界,在我人生的岔路口上,也是《雷雨》让我留下来了。

当初选择了戏剧,也就再没有动过离开戏剧的念头

郭慕清:您当时的选择如此艰难,它给您的人生带了怎样的变化呢?

王晓鹰:当年的这个选择难在哪儿呢?它难在并不是我已经一边有了中戏的录取通知书,一边有了工科大学的通知书,让我二者选其一,选择走那一条路,我只有一个工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想做戏剧,只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也不知道自己下一年能不能考上戏剧院校。

郭慕清:您当时的选择是把自己的退路都给堵死了,有一种毅然决然的去开辟人生新画卷的勇气。

王晓鹰:是的。未来的路全然不知,能不能考得上戏剧院校,我不知道,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冒险。万一因为我的努力没够,我没有考上,那我就很难以在戏剧这条路上走得更高,我或许只能留在皖南山区的池州文工团了,但是这是我自己选择呀!如果真的出现这个结局,我也得认啊!我没有退路,所以只能一路向前,不断奋斗!

过了很多年我才意识到,可能恰恰是因为当年我做了这样一个生命选择,戏剧艺术才能烙印在我的生命里。当一个人面临两条完全不同的生命轨迹时,他在命运的岔路口上,做了自己的生命选择,这种选择有意无意之间会扎根在他生命的深处,戏剧就是这样扎根在我的生命中了。

郭慕清:从来都没有放弃或者离开的想法吗?

王晓鹰:从来没有。当初选择了戏剧,也就再没有动过离开戏剧的念头。我毕业以后,曾有一段时间戏剧界面临“戏剧危机”,这个词现在早就没有了,现在戏剧界多么繁荣啊,但是那个时候,戏剧艺术发展面临困境,很多人离开戏剧舞台,很多人纷纷改行了,或者去做影视了,或者出国开辟新的事业发展空间去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动过离开戏剧的念头。

郭慕清:当时支撑您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王晓鹰:是一种信念。我对戏剧艺术始终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将会一直前进,人的生活质量也会不断提高,人对文化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戏剧必然还会再繁荣起来,当时我就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坚守着戏剧舞台。我当时甚至十分天真、十分文艺地想,不要等到社会发展了,等到人的精神世界又需要戏剧艺术来丰富的时候,戏剧艺术却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消亡了,那就太悲哀了,所以,我一定要守在这里,一定要在戏剧的舞台上坚持住。

现在想想,戏剧怎么会消亡呢?但是,当年正是因为这种信念,正是因为对守护戏剧艺术的责任感,支撑着我,一直走到今天。如今,当我再回想过去的那段时光时,我觉得我当时的坚守的信心和勇气都与我当年所做的生命选择是分不开的,我当初选择戏剧,所以无论遭遇什么困难,我都绝不离开戏剧舞台。

戏剧创新要敢于“狗胆包天”

郭慕清:我知道您与《雷雨》的故事很多,1993年您在执导《雷雨》时,曾经对曹禺先生这部经典剧作做了大幅改动,删掉了鲁大海这个角色,您当时是怎么一个创作思路,您能给我介绍一下当时的创作概况吗?

王晓鹰:1993年,我在戏剧学院读博士生,我是我国导演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那年恰好是《雷雨》问世60周年。《雷雨》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国内经典作品,我自己也都演过,也看过很多个《雷雨》的演出版本,所以我自以为对于《雷雨》非常熟悉。但是当我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图书馆中发现了一本厚厚的、书页泛黄的、1936年出版的《雷雨》单行本时,我被一种浓浓的陌生感包围了。

郭慕清:为什么会如此陌生?

王晓鹰:我一直觉得自己对《雷雨》很熟悉了,故事耳熟能详,情节一清二楚,读这个剧本时,我才发现,这里面竟然有那么多东西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这给我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后来,我知道,《雷雨》自从面世至今,在时代的潮流中,被改动过很多次,它的精彩内容和情节也流失掉了很多,曹禺最初的创作初衷也被人们淡忘了很多。逐渐的,大家把《雷雨》看成是一个单纯演绎社会性冲突的作品,但是,我当时看1936年面世的剧本,却发现不是这样的,我发现原来《雷雨》这个戏是人和人之间是有非常复杂的情感关系和戏剧冲突的,但这些却随着时代的潮流消失了。

郭慕清:所以,您才想要创新,要想改变?

王晓鹰:是的,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雷雨》60年了,有没有可能换一个角度来排演《雷雨》呢?一部戏能演出60年,说明这是一部很有生命力的经典作品。如果这样一部戏在国外的话,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这部戏还会有新的演绎,但是我们呢?之前演出的《雷雨》,不管是北京拍的,还是地方拍,对它的解释,或者是舞台艺术呈现,都大同小异,风格和演绎方式几乎都是一样的。《雷雨》60年了,还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和演法,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当时我就想,我是否可能做某种尝试去改变呢?

郭慕清:听说您想要删掉鲁大海的想法,还被徐晓钟老师称之为“狗胆包天”,是吗?

王晓鹰:是!徐晓钟老师戏称我“狗胆包天”!但是做戏剧就是要有创新精神,要敢于“狗胆包天”。

郭慕清:对,这样才能突破,才能不落窠臼。

王晓鹰:是的。那个时候我要做博士研究生学位作业,我跟导师说我要排一个“新版”《雷雨》,当时我设想着,要把被历史遗忘的东西给找回来,《雷雨》很长,演出要4个小时,我就想着要把鲁大海的角色给删掉。此举不仅有技术层面和篇幅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换一个角度来呈现这个作品。

我想要把《雷雨》中社会斗争、对抗的部分弱化,强化人与人之间那种非常复杂的情感冲突和矛盾,而鲁大海这个角色跟他们在情感纠葛方面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不是有这么个现象吗?演出《雷雨》时,下面观众就会笑?这个事还引起轩然大波,后来有记者问我怎么看。我说,我20年前在首都剧场看《雷雨》的时候,观众中就已经有笑声了。

郭慕清:那时候的笑声和现在的笑声是一样的吗?

王晓鹰:不一样。那时候的笑声就是很单纯地在笑话鲁大海,因为他的语言都是阶级斗争语言,而当时群众对阶级斗争语言已经有很强的疏离感了,这种现象也坚定了我的想法,在改编《雷雨》时,要把鲁大海这条线摘掉。当我和徐晓钟老师说我的想法时,他说自己要好好想一想,晓钟老师非常慎重地想了三天后,告诉我,我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还是要征求曹禺先生的同意。

郭慕清:曹禺先生是怎么表态的?

王晓鹰:当时,晓钟老师带我去北京医院探望曹禺先生,我和曹禺先生讲了我的想法后,他就毫不犹疑地表示,非常支持!曹禺先生说,鲁大海这个人物是《雷雨》整个剧本中最嫩的一个角色,他跟其他的剧中人物也没有很强烈的情感冲突,所以把这个人物的戏删掉了,对《雷雨》并没有伤筋动骨的影响,这是他的原话。

郭慕清:您当时去见曹禺先生时是不是特别忐忑不安?

王晓鹰:是的。当时我去看曹禺先生的时候,心里特别忐忑,因为去见他之前,我已经做了十分成熟的构想了,但是他如果不同意,我的创作计划就完全就泡汤了。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同意了,而且一点都没有勉强,一点都不敷衍。

他还特别说了一句,还是年轻人有想法,你的创作会让一个很旧很旧的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但是,他又说,不过很多人可能不会像“你我”这样看待一个问题。你注意,这里曹禺先生用的是“你我”这样一个词,这对我来说受宠若惊啊!他说将来如果有人对你提出异议,你就说,这是我同意的。曹禺先生的鼓励和支持,让我特别感动。

郭慕清:您能介绍一下当时创作的基本情况吗?

王晓鹰:《雷雨》的改编主要是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部戏,要去挖掘这个戏的内容表达,我觉得这个恰恰是当时曹禺写《雷雨》的原意,他的初衷并不是想写人物之间的因为阶级差异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他想写的是,在纷繁复杂的人物环境和人物关系下,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非常复杂的感情经历,特别是人物感情几十年以后的变异对周围人所带来的感受。

郭慕清:您这里说的变异、异化是指什么?

王晓鹰:拿周朴园来说,他从年轻到年老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人性异化的典型形象,他的人物形象不能简单概括成一个统治阶级,或者是一个压迫阶级。我在这个戏的创作中,从周冲、周萍到周朴园,我把他们建立起一个纵向的轴线,让周冲和周朴园去做一个呼应,戏中有很多的表达,体现了我的想法。

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哪怕是周朴园,也是有生命活力的。用曹禺先生的话说,就是生命的蛮性,就是他对于爱情、生活、理想都有美好的憧憬。周朴园也有太多的梦,但是现实限制了他,当他在面对一堵如同一面坚硬大墙般的现实时,是不可能去跟现实对抗的。

郭慕清:这其实是很惨烈的。

王晓鹰:是的,当周朴园撞的头破血流后,他有一个痛彻心扉的教训,就是必须要遵从“秩序”,所以他最后才走向了一个绝对的反面。他不仅仅自己严格遵守这个“秩序”,还要求孩子们去遵从“秩序”,当他发现周冲和周萍不遵守“秩序”时,他就会严厉地去匡正、去训斥他们。其实,这是他从自己惨痛的生命经历中得到的生存经验。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仅仅是社会斗争中,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雷雨》,这部作品中饱含的人生感、命运感就出来了,一种情感的深刻性也就出来了。我觉得,这才是曹禺先生写这个戏的原意,但是,后来《雷雨》中很多类似这样的情节都给改掉了。

“险遭”东德边检扣留,一段中国导演的惊险看戏经历

郭慕清:我看资料上说,1988年,你曾去德国观摩戏剧,最后十天您还曾翻过柏林墙去东德看戏剧,您能讲讲这段经历吗?

王晓鹰:不是翻过柏林墙,这个介绍太戏剧性了。当时是一个德国人介绍我去的,他在北京看了我的《魔方》,作为一个观众要和我见面。他问我,你要不要去欧洲,去德国看看我们的戏,你会把戏排得更好。我说,我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他说,你要是想去的话,我帮你,就这么简单的几句对话,他就把我这事办成了。

郭慕清:那您在德国一定看了很多演出吧?

王晓鹰:是的。当年,我在德国呆了3个月,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我完全像是海绵一样去吸收德国戏剧的养分,每天都在看戏,三个月看了100多部戏,平均每天一部戏,有时候还不止一部,我最多的时候,一天看三部戏。我在汉堡塔利亚剧院呆了一个月,白天要么就在剧院看排练,要么就去看博物馆,看各种各样的东西,晚上接着看演出。

那段时间,我有时候在柏林,有时候在汉堡,有时候在不来梅,就在北德的三个城市,辗转于各大剧院,看了很多作品,收获非常大。后来,我拿出十多天,集中去看东柏林的戏,因为我住在西柏林,所以每天往来于边检站,其实不用翻过去嘛,走过边检站,接受检查就行嘛!

郭慕清:这个“翻”字用的却是戏剧化了。当时还在冷战期间,作为一个中国导演,您在德国看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

王晓鹰:我每天都去看戏,看了很多演出,还真发生了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因为当时还是冷战时期,东西德处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前线,关系很紧张。我每天往来于东西德看戏,心里也有担心,怕会有问题。当时我的护照上就盖满了DDR的章,就是东德的章,盖满了好多好多页,我自己看着,就觉得有问题,因为我怕自己在边检站出问题,所以每天都把自己看戏的戏票都留着,以备查询。

有一天,终于出问题了,我看完戏,从东柏林回西柏林的时候,被边检工作人员拦住了,他翻看我的护照问我,你天天来回东西德是要做什么?我说,我看戏。看戏?他们很诧异,这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戏票给他们了。这些边检工作人员就问我,你为什么每天往来看戏?我拿出我的名片,跟他们介绍我是中国剧院的导演,我非常喜欢您们东柏林的戏,所以我每天都往来看您们的演出。那时候中国和东德的关系很好,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边检工作人员听到我这番话,顿时笑逐颜开,纷纷说,你有一个很好地工作,然后就放我过去了。

德国的观剧经历,让我从“前卫实验”走向了“经典主流”

郭慕清:当时的东西德的戏剧观念有差异吗?

王晓鹰:现在看,东西柏林的戏的差别不是很大。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以演出经典作品为主,当时的东柏林也是以演出经典作品为主,包括当时的高尔基剧院、布莱希特剧团都在演出经典作品。我在西柏林也是看的一些经典作品,只不过西柏林在艺术表达方面更加开放,走的更远。

东西德的戏剧艺术在表达方式有一些差别,但是在内容上,他们都在演出经典作品。我在德国看戏,80%以上的戏都是经典作品,有德国自己的经典,还有莎士比亚经典作品,还有易卜生、契科夫等人的经典作品。这些经典作品是非常有思想力量,也是非常有演出的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力,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从德国回来之后的艺术发展方向。

郭慕清:为什么这样说?

王晓鹰:在去德国之前,我是中国最有实验精神的前卫导演之一,我那时候排练的《魔方》、《挂在墙上的老B》,都是最前卫的作品。但是,我到了西德以后,因为机缘关系,我的引领人并没有把我引领到年轻人的实验戏剧圈子里。如果当时他按照《魔方》路子,把我引领到实验戏剧中去,我回来以后可能会在前卫实验戏剧方面继续探索。

郭慕清:当年的引领人是把您带到主流戏剧圈了吗?

王晓鹰:是的,这也是我后来意识到的,他把我引进到主流的戏剧圈子里了,我参观的都是主流戏团,去看的是主流戏剧,但是当时我没有这些意识。因为当时我在德国看的所有演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包括主流戏剧,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新鲜的。德国戏剧的那种创新性非常有冲击力,那种特别强大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舞台表达都对我的思想和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我从德国回来之后,排的第一个作品是一部法国戏叫《浴血美人》。当时人们就评价,与我之前的作品相比,《浴血美人》变化巨大。他们很诧异。后来我想了想,三个月,从时间感觉上说,对于每个人是一样的,但是你在北京可能没什么变化,我在德国却收获巨大,改变巨大。

所以,等我回来再排一个戏,在我们剧院了呆了三个月的人会觉得生活没有啥变化,但是我却全然改变了,我回来以后排的戏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的《浴血美人》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改变从那时起,一直支撑着我发展到今天的艺术风格。

郭慕清: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现在创作道路?

王晓鹰:我一直觉得我的戏剧创作在往两条线路发展,这两条线路有时候是交织的,一个是尽可能深入去开掘戏剧所能够表达的关于人性、生命、社会的深刻性的思想内容和情感内容,这种东西也是我为什么要排演国外经典的作品原因,因为国外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人性、生命、社会的反思更透彻。

另一条线路就是,我希望在更高层面上把我们民族戏曲中的美学精神或者美学精髓和话剧的现代化表达结合,做一种新的开掘和尝试,这不是简单的话剧民族化,我想做的是一个中国式舞台意向的现代表达。我在这两方面都有所心得,我希望在这两方面有进一步探索,继续做下去。

郭慕清:从中国民族戏曲中汲取养分做中国式舞台意向的现代表达,这个想法与您的家庭背景有关系吗?

王晓鹰: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父亲是一个戏曲演员,我自己也学过戏曲,我对戏曲有那种直接的感受,我也有基本了解,我努力地想做这样一种尝试,你从我的博士论文上就能感觉的这个思想,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尝试。在舞台表达上,我也不断尝试,从《荒原与人》到《霸王歌行》到《理查三世》到《伏生》,都是我的尝试和探索,这是有一贯性的。

我特别希望我的创作带来“震撼”的艺术效果

郭慕清:您在对《雷雨》、《离去》、《哥本哈根》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的改编时,都被剧本做了很大的改动,在您的眼中,一个好的剧本的标准是什么?

王晓鹰:我选剧本都很慎重,我认为一个好的剧本,要有思想的厚度和情感的强烈程度,还要出新,要有一定的启发性,不管是对于社会政治,还是文化,还是人性的挖掘都要有一些新的角度,这个剧本不仅要对观众,甚至对我自己的创作都能产生新的启发性。

郭慕清:您希望您创作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艺术效果?

王晓鹰:我特别喜欢震撼这两个字,我特别希望我的创作能产生一种震撼的效果。当我排出来一部戏来,人们说很受感动,当然这样很好,但是我不满足于此,我不满足于日常喜怒哀乐的感动,我希望我的创作能对人有一种更深的触动,能挖掘出更多在情感上深层次的东西来,或者是能对人生深层次的意义有深刻思考,不管是哪个层面,都能对人产生一种震撼的效果。

郭慕清:做为一个普通戏迷,到剧院看演出通常是一种消遣,可您作为导演,戏剧对您来说是工作,您觉得这两种角色冲突吗?

王晓鹰:说来觉得其实挺悲哀的,到剧场看戏,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娱乐,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工作,是一种学习。当时在德国,我每天去看戏,都是一边拿着一个笔记本,一边拿着一个小手电筒,我总是在不停地记笔记,当时我记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现在还保留着。

有一次,那个德国人陪我看戏,对我的举动很不理解,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做笔记,我怕看戏看太多,把一些很重要感触和收获给忘记了。第二天,他送给我一个一拧开笔尖有灯的笔,方便我做笔记。后来,我觉得,我也应该享受别人创作的艺术美感,也做了一些调整,让自己用欣赏的心态去看戏。

郭慕清:三十多年的艺术生涯,您觉得戏剧给您带来最多的是什么?

王晓鹰:有一句话我经常说:“生活中有很多快乐,戏剧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快乐。”这对于我自己是一样的。戏剧现在已经成了我毕生的事业,戏剧给了我很多,在戏剧中,我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感觉到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生命存在,也感受到社会对自己的认可,还有观众对我的尊重,这些都是实实在在从戏剧中获得的。对于观众来说,戏剧可以间接地为他们打开一个观察生活、感受生生活、体味生命的空间,但是对我来说,戏剧带来我最大的好处是,就是戏剧扩展了我的生命感受。

每排一个戏,我就会接触一个新的领域,有的时候是社会性的领域,有的时候是思想性的领域,通过这个戏,我要做一些研究,要看很多材料,像是《哥本哈根》涉及到科学知识,《伏生》涉及到古典文化。每排一个戏,围绕着人物会有大量的社会信息、文化信息,我要去排戏,就要去研究它,这在无形中就丰富了自己,每排一个戏,就给我开了一个窗户,就让我懂了很多很多东西。有人说,一个演员能比别人多活好几辈子,因为他们可以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作为一个导演,我能够从一个戏剧中吸收和学习的东西就更宽更多,这个过程让我特别享受。

郭慕清:那您在生活中有什么爱好吗?很多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爱好,像是梅兰芳喜欢画画,您呢?

王晓鹰:琴棋书画那样的爱好我还真没有。现在戏剧对我来说有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排戏,一部分是讲学,还有一部分是做研究,这些已经把我生活中大量的时间给占据了。剩下的时间除了陪家人以外,我喜欢找机会满世界走走,有时跟戏剧有关,比如参加国际戏剧节,出席国际会议,有时就是纯粹的旅游,可以看各国的戏剧,也可以看各国的风光、各国的风土人情,这样也能扩展我的生命感受。我写过一篇关于旅游的短文,其中说到一个人想在日常生活之外扩展自己的生命感受,有两个好办法,一个是看话剧,一个是旅游,一个向内挖掘,一个向外延伸,就像古人说的,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编辑:刘雨